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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明


2022年10月31日

中国与欧洲经济史比较9 压榨型外族统治--元朝

以皇帝为权力顶端的专制统治体制形成并延续直至宋朝的中国,却在元朝时期倒退---军队为地方割据权势所垄断---回到了封建制。长期盘踞北方的契丹、女真,然后是蒙古族的统治覆盖了中国全境。始自五胡十六国时期汉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不断循环拉锯的权力争夺,最终在元朝以后者的全面胜利告一段落,并在其后的清朝再次陷入新的轮回。

有称蒙古起初并无席卷华南的计划,反倒是南宋撕毁盟约摆出一副讨伐蒙古的架势才引来蒙军的大举南下。不过江南没有因战乱而毁于一旦,拔群的经济实力依旧稳固。而蒙古想必也无法真正镇压整个江南,地方的权力结构也由此得以维持

元朝仅仅持续了九十七年,由于气候变化进入寒冷期引发的饥荒和鼠疫的流行,在1368年被赶回北方老家。叛军正是兴起于江南。

据说俄罗斯也是如此,蒙古的入侵统治导致经济社会的发展出现迟滞倒退。不过关于俄罗斯的这部分多少有些夸大,蒙古帝国的建立使东西方之间的贸易更加便捷,也带来了商业的繁荣。

而中国的情况是,虽然战乱频发导致华北地区衰败荒芜,但以农业经济为支柱的江南繁荣依旧,手工业与宋朝时期相比并没有显著的变化。其实,元朝末期由于滥发纸币招致恶性通胀摧毁经济,并导致其后的明朝初期纸币发行制度的缺失,(据称这)严重阻碍了经济发展,显然对于中国来说这些危害带来的影响更加深远。

不过,明朝的汉民族统治看起来也算不上"英明",更像是"掠夺"而不是"价值创造"。把近代中国发展阻滞的责任都算在蒙古头上,或许也有失公允。
后文将对此进行考证。

蒙式统治

欧亚大陆的内陆至今仍属于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看似早已吸纳了现代消费文明,但社会中上下关系依旧受到威权主义制约,维持人际关系的则是地缘、血缘和各种利权。宋朝时期的汉族社会,上有宫廷内部的明争暗斗,下有民间社会的地主压榨,显得颇为浓墨重彩,但以皇权为顶端的统治机构则严谨完备容不得丝毫的恣意变更。一直延用的律法似乎也维持着功用。

蒙古人把汉人官僚挤到犄角旮旯,将建立在武力与金钱之上肆无忌惮的统治模式带进了中原。从现代蒙古也不难看出,和国家制度框架相比,这里反复上演着基于个体之间的情感与利益的粗放式聚散离合。究其原因,大概是因为游牧民族从没有什么所谓长子继承制原则,讲的是诸子均分,甚至有强悍者不惜兄弟相争,而元朝时期皇后等外戚加入到这种杀伐之中甚至变成了某种常态。

当然传统的汉民族、包括日本人中也常见这种宫廷内部的权力争斗,但在古代蒙古游牧民族这种现象更像是"二六时中(日语为"四六时中")",永不落幕。这里的统治呈现的是一种"液体流动状态"。1320~1333年仅仅十三年之间,竟然走马灯般的换了七位皇帝。

南宋时期的汉人官僚被迫沦为官场配角。元朝历代皇帝都是安排成吉思汗时代以来的心腹贵臣(包括蒙古、维吾尔、契丹、汉人和女真人等)的子孙世袭高官,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不是按照官位高低而是根据集团的远近亲疏来论资排辈。蒙古人的下级官吏也是按照血缘、地缘等门路关系来选拔。选用的南宋汉族官员又称"南人(南家)",排在蒙古人、色目人(西域波斯和维吾尔等)、汉人(居住在中国北方的汉族、契丹、女真人等)之后的最低一等。
而长期以来用于选拔干部的科举考试,自元帝国建立后中断了四十余年,即使是1315年重启后仍规定(无论多少汉人应试)录取的汉人(加南人)人数均不得超过蒙古和色目人的总和。而且与宋朝时期每科招录数百人相比,元朝的录取名额不过百人。

虽然宋朝以前的汉族官员也并非各个优秀且两袖清风,但元朝官员能力欠缺又沉迷于权力者尤为突出。特别是在元朝财政部门备受重用的色目人(波斯人等),更是多有贪污压榨之举,引得民众怨声载道。缺乏"公共(服务)"精神的污吏,在现代欧亚大陆诸国依旧屡见不鲜。

国家机构与法制

即便如此,国家机构还是存在的。从第二代大汗窝阔台时代开始,已经出现"中书省""尚书省"等官僚机构的建置记载,后代皇帝忽必烈沿续唐朝以来的中书省传统并在其下设六部,原则上由其负责统括民政、财政、军事的所有政务。到了1270年,财政部门扩容,心腹近臣波斯人阿合马被任命为长官(平章尚书省事),是为尚书省。

不过这些部门大多空有名号,并无具体职能和定员的相关规定,担任要职的都是皇家亲信近臣,相关政策也不过是他们之间角力的结果。

元朝和一度控制中国北方的金有所不同,并未采用大唐以来的律令。以皇帝或皇族名义颁行的布告或政令(诏敕)之类就具备法律效力。想必是由于其中大多是特定人员出于自身利益贿赂皇室加盖御玺而成,终究未能累积形成健全的法律体系。现代俄罗斯亦是如此,类似现象在叶利钦时代颇为常见,甚至在部分中亚国家至今依旧"健在"。不过,据说在元朝判例中也有参考以往中原律令的情况,司法实践应该更为错综复杂。

蒙古宫廷直接覆盖的统治范围其实相对有限。中书省直辖权限所及仅为以人称"腹里"的上都、大都为核心的戈壁沙漠以南的蒙古高原(内蒙古)与河北、山东、山西的华北一带。剩下的则被划分为若干区域,各区域为皇帝(中央政府)直接管辖,设与中书省同级的"行中书省(行省)"。各行省作为所辖地区的最高行政机构,表面地统领民政、财政、军事所有政务。

高峰时期行省数量曾多达十一个。这个模式有点类似地方(国家)联合体,或者可谓是唐末节度使藩镇割据的重演,但实际上地方并没有太大的权限。行省之下虽设有路、(府)州、县的三级行政区划,但"路"是以蒙古的军事司令为领主,对其下的州县选配自己的属下进行"封堵",防范统治大权旁落。所以对于行省内部,中央政府的权限难以企及。

就是说原有地主的土地所有权被迫易主,取而代之的是"新地主=蒙古贵族和武士"。当然并非华北、华南的所有土地都被圈入这种蒙式封建主义框架,还有部分汉人或契丹人地主残存其间,因而渐次形成了一种马赛克状的复杂版图。

土地所有权实况

那么,作为财富源泉的土地是否还保留在汉族居民手中呢。
可能还是"因地而异"吧。元朝建国之前蒙古与金军的战争使华北地区陷入荒芜,对于这些地方元朝都是利用士兵和战争中掠得的奴隶进行"屯田"开荒,并且从富裕的江南招募移民推动华北地区农场的重建。当然,参考日本战国时代的历史也不难看出,即便是连年征战也并非意味着辽阔的农田都会被彻底荒废。

从北宋时期开始,华北地区先后经历了辽、金等游牧民族的轮番统治,不少汉族农民背井离乡四散逃离,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留居故土,在新一轮统治者的版图里继续着农耕生活。
因此,就算统治者换成了蒙古人,想必还是一如从前。虽然我并未看到有关这方面的具体的研究。

另有部分记录显示,此时华北地区农业的生产力水平出现大幅下降。金国时期华北粮食平均亩产为1.5石左右,到了元朝暴跌至仅有0.6石前后,当然这个数据是否反应了当时的整体情况尚未可知。

而在江南地区,南宋末期开始官田比例渐增,大大提升了税收效率,之后这些官田被元朝悉数接管,加之从南宋皇族、高官和违法作乱者手中没收而来的耕地都用来"召佃",驱使农民沦为奴隶从事粮食生产。

就是说在江南地区,"官田"与"投下"领主所拥有的田地曾同时存在。对于元朝来说,江南地区是重要的经济支柱,元末的红巾之乱即起于江南,而镇压江南也成为压垮元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税制
对于所有权如此变化的中国大地,元朝又是如何从农民手中征收赋税的呢?
元朝在华北和华南采用了完全不同的税制。华北地区的赋税由"税粮"和"科差"组成。税粮是按照各户的人丁数量或耕地面积征收;科差则是向对象各户征收丝料、包银。

这与南宋之前的赋税制度截然不同,南宋时期放弃掌握每户信息,根据地主占有的土地面积征收固定资产税。而元朝是否能够全面把握各户的实际情况,农户又是如何入手银两用以缴税的亦不得而知。

华南地区则直接沿用南宋时期的两税法。依各户的财产情况夏季以棉花(制品),秋季以谷物等按相应的额度缴税。

两税法始自唐朝,由于按照人丁向对象农户征收人头税过于繁琐,因而改为按照耕地面积向地主和自耕农每年征税两次的方式。

不过这些税收基本上仅用于元朝的地方政府机构,中央政府对专营和商税等收入的依赖程度远高于其他朝代。按照商税税率3.3%计算据说可高达中央财政收入的10~30%,但并不清楚具体是如何征收的;有称在州府之间移动或买卖成立之际缴税,但税吏也不大可能全程参与所有交易。或许正因为如此,中央财政收入的80%还是源自盐业专营。

综上所述,虽然截至宋朝,政府将大部分税收收归己用的中央集权制业已形成,但进入元朝以后,实质上重新转入大量税收被"诸侯"瓜分,带有浓郁封建主义色彩的体制。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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