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有［战略］吗？　
　　　　　　　　　　　　　　　　　　　　　　　　　　　
　 经常听到人们说"日本外交有战略吗？"或是"日本外交是依附于美国的外交"这样的话，有时候我也会情绪化地这样说，但是，真的可以如此简单地一概而论吗？
　 所谓的战略，也可以说就是为达到自己的目的、为了确保利益而作的中长期计划。有着控制国内和操纵周围地区能力的国家，反而可以具有长久一贯的外交战略，没有这种能力的国家，虽然无法迎合国内或周围地区局势的变化，但是如果有随遇而安的政策也能够使国家保持独立的话，那我认为也是很了不起的战略。

　 战败后，日本在政治・军事上的扩张之路被关闭了，吉田首相主张这样的路线：在安全方面有日美安保条约的保护和一定的自卫能力来确保，将精力放到经济・社会建设上去，这也是战略，这个战略受到国民的推崇，一直被延续、继承至今。在经济上，就像一九八五年"Plaza协定"后的日元升值，虽然有时候日本被缚住了翅膀，但是从一些美国企业因为日本暴风骤雨般的出口攻势而不复存在、以及当今的日本社会在收入水准/社会的自由化程度/文化的发达等方面发展到了一个顶点这些事实来看，战后日本的战略是成功的。
在日本的外交方面，也并没有完全按照美国的意图行动，日本也在不断地在积累自己的主导权。例如：反日游行后１９７７年，福田总理在访问东南亚时发表了「福田政治外交原则（福田Doctrine）」后，日本大规模地实施政府开发援助(ODN），随之又进行直接投资，对亚太地区各国的经济发展帮助很大，对亚太地区各国的援助还吸引了越南以及旧印度支那各国的加盟。二〇〇四年八月川口外相历访中亚各国，表明了日本将在中亚各国齐心协力共谋发展中提供帮助的姿态。这也是基于在亚太地区获得了成功，希望把同样的经验在中亚地区推广的战略。

　民主主义国家难以保持连续一贯的战略

　 但是，民主主义国家很难追求几十年不变的一贯的战略，即使是中长期的目标，或者是为了实现目标而采用的手段，往往是众口难调，能得到公众一致认可的机会是少之又少，战略经常是摇摆不定的。
　 日本是议会内阁制，不是国民直接选举总统制，总理的权力是相对的。但是二〇〇五年八月，小泉总理将反对派的内阁成员罢免，造成了议会解散。只要想做，内阁总理大臣可以行使很大的权利。但在外交方面就不一样，在向伊拉克派遣自卫队、加入联合国安全常任理事会的问题、俄罗斯的北方领土问题、北朝鲜的日本人绑架问题、自由贸易协定等等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上，如果无视反对意见，总理一意孤行的话，只会增加敌对力量，总理将失去领导权，最终丧失政权。因此，许多问题必须在总理以下级别的层面上调整・解決，这样的做法形成的结果是五光十色，让人无法判断，更无法提升到「戦略」的高度。但是你要是说如果是总统制的话可能会好些，其实也只是个程度问题。只要是民主主义国家，领导人的可以英明果断地下决定的机会是有限制的。

随着经济的高度发展，政府的力量相对减小。先进的民主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不管他是总统还是总理，都无法决定银行利息、也不能左右企业的兼并或者投资的方向。而且在经济高度发展的社会，工会和其他团体的力量逾渐微弱，政治家只能通过媒体，向每个国民呼吁，寻求支持，为此，在电视上作一些空洞的表演，希望以此赢得民众的支持，社会上到处蔓延着不完全的大众迎合主义。
　 如果外交被大众迎合主义的政治所利用，事情就会变得非常严重。人类是容易流露情感的动物，一旦煽动国与国之间的反感情绪，事态就可能一步一步发展到发动战争的地步。这时候，到了不管做什么、说什么、任何事情都被引向毁灭的深渊的时候，国际关系，就变成了这个世界的全部，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如此，苏联的解体也是如此。

　―――「国家」的形式会不会消失？

　 一直在讨论外交的事情，国家这个形式如果消失的话，那么外交行为、外交官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在现代化的先进的民主主义国家，政府的地位相对地在降低，那会不会什么时候国家形式也会消失呢？经常在国家的前提下，人们互相唾沫横飞地讨论战争责任呀、贸易黑字呀，仔细想想，这岂不是毫无意义的事情么？美国、中国、俄罗斯、印度等等，本身就是超出了民族国家的多民族大国，就连基本上都是民族国家的西欧，也成立了欧洲共同体，将自身融入更大的形态中企求进一步的发展。

　 确实，这个世界上没有事物是一成不变的，我在波恩工作时，看上去坚如磐石的柏林墙，仅仅7年的时间，就成为了历史。那么强大的苏维埃联盟也在我的眼前解体了。当然我并不认为全世界的国家会很容易地消失，成为「世界国家」。因为一个国家的领导阶层，不会轻易地将自己的权力交给他人，就连欧洲共同体，在政治・外交方面，也是各国自主行动。同时还存在语言沟通的问题。假如日本和美国或中国成为一体的话，因为语言不同，就很困难。将它们很勉强地合并在一起，那只可能是以一方支配另一方的形式出现。

在当前，现在的世界体制继续持续下去的基本前提下，日本是不是应该正确判断各国政府权利变化的状况，最好采用两条腿―――或是一・五条腿走路的作战方针，主动地组建超越国家界限的形态？比如现在成为议论热点的「东亚共同体」，如果能够吸引美国的参加，那么，就能成为日本维护在亚洲的高地位发言权的武器。

目前应该怎么做

　 有关国家的现状和方向已经谈了很多，我认为，当代的日本青年非常活跃，从所未有地在认真考虑自己的将来、国家的未来。这是因为「大企业终生雇用制」这样的模式已经崩溃，独立思考、自力更生、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决定自己的人生，使前途更加宽广这是当代年轻人的特点。人口高速膨胀时代的一代人（被称之为"团块世代"）已接近退休，退休金的负担加到了年轻一代的肩上，也许这正是使年轻人更重视对政治的参与意识的原因。青年们虽然享受着日本社会的自由和高水准生活，但是随着亚洲各国实力平衡的不断变化，我感到年轻的一代已经有了这样的意识，就是日本的优越性必须由自己这一代来保持，而且这种意识日益强烈。
　 战略，并不是为了活跃在国际关系上的精英们的自我陶醉，现在的日本在某种意义上各方面都已经达到了顶点，将这个顶点状态尽可能长久地维持，同时还帮助其他国家走向美好生活，这才是我们应有的战略。但是为了这个战略，我们现在必须做什么呢？

　 第一，必须提高外交官的能力，使之时刻符合时代的要求。这个时代还是需要外交官的。可能有人认为"现在的外交官不行，如果是我的话，可以让外国人更了解日本。"但是这不是能够让别人"是吗？原来如此!"做出这样简单回答的事情。外交官经常有时被推到最前线、有时被要求取悦别人、有时又被要求不断地重复同样的话，我们还是需要担当外交事务的公务员的，只是对外交官的资质要求必须不断地变化。譬如，当今时代，日本要求外交官必须在亚洲工作，亚洲的主要语言起码要精通一门，但这并不是说要求外交官「脱欧入亚」，只是因为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各国青年们，正不断地接受欧美的个人主义、并用合理的价值观在指导自己的行为。
　 从明治时代至今，日本一直沿用着这样的传统，即大多数的外交官是毕业于能够严格应用法律的法学部，我认为从现在起应该更多地录用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积极地去改变法制形式的人才，虽然话是这么说，但是就目前公务员考试的科目来说，要录用这样的人才很不容易。而且外交官应该更多地在媒体上出现，简单明了地解释政策、以使人们脑海中的「官僚主义形象」有所改观。

　 第二，在太平洋战争的问题上，我认为我们和亚洲各国之间在认识上应该重新整理一下。很多日本人认为，那次战争实际上是殖民主义帝国间的争斗，因为日本战败了，所以只把日本作为坏人，因而无法接受。而亚洲各国，随着经济的发展，国民的政治意识也不断提高，希望将历史问题用自己的眼光重新审视，因此要求日本道歉、并想重提在法律上已经定案的赔偿问题。

　 也许二〇〇五年的纪念战争结束六十周年活动完了后，这个问题将会失去深切性，不再成为人们所关注的重点，但是将怎样评价战争的问题放在一边去拚命赚钱，心灵的一角总是感觉欠缺，这样的心情如果不进行整理的话，我们岂不无法将我们的道德观念摆到正确的位置上了吗？

　 其次，今后和亚洲各国的外交将比以前更重要，但并不是说全身心地投入和亚洲各国的关系上，而将和美国的关系放到次要的位置上。美国，不管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任何方面，都在亚洲拥有巨大的影响，这是阻止中国的「冊封体制」―――以周围国家对中国的服从为前提的安全和贸易保证制度―――复活的最大重石。　
我并没有和中国为敌的意思，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真的是件好事，但是作为我们同盟军的美国要比中国更好，因为保持和发展已经在日本社会生根发芽的自由和民主主义，美国更适合。

虽然被称为「对美追随外交」，但是日本发挥自主性的余地很大。以前，日本很少向美国提建议或是要求，虽然在野党经常在议会上将安全保障问题用作斗争的资料，大藏省也因为经济问题上的财政负担而头痛，但是没有做过向美国提出建议的事情。因此日本经常被看作「不独立思考的国家」，我在波士顿工作时，每次演讲经常被问及一个很不客气的问题，就是"日本现在想成为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即使成为了常任理事国又能做什么呢？"
现在在野党的大多数，就有关安全保障问题，立场各不相同了，因此日本可以向美国提各种建议，以及可以对美国的政策表达自己的意见，这种建议和意见，只要不伤及美国的面子又公开的话，世界对日本的评价一定会慢慢改观的。如果日美两国齐心协力共同促进自由、民主主义和经济繁荣的话，这种士气高扬的吸引力将在亚洲成为非常强大的力量，但如果日美联盟缺少这样的价值观的话，将在亚洲被孤立，日本将被认为是美国在亚洲唯一的桥头堡而受到蔑视甚至憎恨。

如果我们情绪化地说，不管是美国还是中国，依附于哪方都是不高兴的、屈辱的，日本应该选择永远中立的立场。但是谁能保证「永久中立」呢？当美国或中国提出过分要求时，谁来保护日本呢，这个世界是不存在这样的上帝的。当然「做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平衡木，作为中间人生存」这种建议听上去好像是可行而是且合理的方向，但是一旦美国和中国联手要挟日本时，这种平衡将瞬间崩溃。

因此，兹比格涅夫・布热金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等人在著作「The Grand Chessboard」中，谈及将遭遇上述悲惨境地的日本时写道，「只有选择用核武器自我防卫」。但是好像他没有考虑到当美国丧失了在日本的权利、特别是在日本的基地使用权后，其在亚洲的力量将大大减弱。没有了在外国的基地，美国即使有能够瞬间投入战争的军队，但在不熟悉的地区战斗其兵力将受到限制。

「拥有核武器的自主防卫」，这对日本来说并不是完美的回答，单靠目前自卫队的力量，很难长久地保护日本本土。但是如果像战前那样，投入大量资金，冒着加大「军部」力量的风险去增强兵力的话，还存在一个核武器的问题，即使拥有核武器，日本的国土非常小，无法抵御大国的核攻击。虽然法国、英国等国家依靠拥有可在潜艇上发射的核导弹，来弥补领土小的弱点，但基本上还是依赖于ＮＡＴＯ、也就是依赖于占有绝对优势的美国核战斗力。如果能研制完毕可以击落敌人导弹的导弹也就是ＭＤ系统的话，因为该系统是和美国共同开发的，这就谈不上「自主防卫」了，但是假如其中一炮没有将敌人的导弹击落的话，那后果不堪设想。

为世界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当今社会，人们普遍认为，国际上的冲突往往是由于资本主义、民主主义、伊斯兰教、基督教等等意识形态问题所引起，但我认为实际上还是因为欲望和嫉妒等人类最最基本的感情所引发的。伊斯兰国家反美情绪高涨，也许是因为这些国家的精英们惧怕美国推行的民主化动摇自己的权力和利益的基础，因此以呼吁「保持传统」为名，煽动反美情绪，其实这些国家的人民是喜欢美国的，但因为「他们只是自己生活好，不来帮助我们」而反美。二〇〇五年就任伊朗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在他的演说中，就曾说过「无法原谅美国只管自己丰衣足食，不帮助其他人的行为」。这些国家的民族主义分子，他们被伤害的自尊心如果看到生活富足的美国―――新奥尔良所遭受的台风灾害，是否可以理解美国的生活也不全是那么快乐的―――而不把愤怒发泄到无辜的人头上，他们自己的生活变好的话，那么也不会朝着危险的方向发展。

这种情况，在旧苏联圈的国家也同样如此。这些国家的人民还脱离不了，比起将来的发展来说更重视眼前的现有物资分配而想过好生活的惰性，如果自己花钱投资，将生活水平提高，就会遭到邻居或是政府官员的白眼；市场也因为被西方国家的技术力量、销售力量、品牌所控制，而使本国的制造业难以发展。民营经济发展不起来的话，人们就会寻求政府的保障，政府就去企业榨取资金，这样就无法发展到市场经济，人们就会认为在有人变得富有的同时就一定有人受剥削而更贫穷，因此陷入了必须去瓜分有钱人的财产这样的Zero-Sum考虑的怪圈中。

在欧亚大陆的欧洲东部，诸如此类的、可称为「欲望的恶性循环」的地区正在扩大。这里横行着妒嫉、阴谋和财富的争夺，经济规模一直无法得到扩大。讲的严重些就是世界分成了创造的国家和瓜分的国家，这和伊斯兰教/基督教、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的界限相同。在这里宗教的原理主义和过去马克思主义相同，以将富人的财富转移到穷人为借口而实行着这样的恶性循环。
在日本没有很强的宗教归属感，本是同根生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可以将不必要的争吵放下，和平同处。日本在一百五十年前脱离了封建统治，定位为民主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国家。众所周知，欧美各国在成为民主主义国家前，经过了一定的时间。但欧美各国在要求伊斯兰教国家以及旧苏联圈各国加快民主进程和市场经济上操之过急，如果影响这些国家政治的安定从而招致内战，将反而推迟改革进程。
不管怎么说，日本是有能力帮助这些国家发展经济、自己更生的国家。对于不幸发生战争的国家、极度贫困的国家，我们应该建立可以排遣工程技术人员（根据需要，增配保镖）的体制，雇佣当地劳动力，在无偿为他们建设道路等的基本设施后，投入建造发电站的工程。等这些国家有了支付能力，我们可以将援助改为向他们贷款。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无需派遣大量的自卫队员去国外，就可以用日本的和平主义为世界作贡献，那么，日本在亚洲是自由民主和繁荣的旗帜、给世界以无私公正默默奉献的形象，并且这也能成为日本外交的巨大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