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中国朋友让我写一些关于民主化的看法。由于我不甚了解中国社会，在此仅提供一些思考材料。基本有两点：①不仅要考虑到自己，还要考虑到整个社会；②如果“民主化”是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其思考方式是否有顺序颠倒之嫌。因为西欧是由于生活好了，所以民主得到了发展，而不是相反。下面我就谈一谈。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半期，我还是一名学生。当时，日本大学生们掀起了要求获得大学自治权的运动，学生们谴责被看作与“美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同流合污的教授们。一些过激分子还占据了大学的建筑物，后被警察驱逐。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可能得到了苏联共产党的资助，但是，对大部分人来说，反美主义、批判政府是一种知性的时尚，不加批判的人就不是知识分子，当时就存在这样一种氛围。

那时在美国，年轻人反对越南战争，主张解除旧价值观对社会的束缚，以“自我实现 (self-realization)”为口号，掀起了“嬉皮士（hippie）”、“垮掉的一代（beatnik）”的风潮。他们建起了自己独有的村落，开创了不受婚姻制度约束的自由之爱的形态。法国和德国的学生们也蜂拥而起，要求高校改革。

1970年去世的美国社会学学者Abraham Maslow（马斯洛）提出了“需求层次理论”，主张人的需求随着生活的满足会提高到更高层次，首先是生存需求，其次是希望他人认可的需求，最后是能够最大程度发挥自己才能、权利的“自我实现”的需求。据此，就出现了上述现象，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年轻一代对“自我实现”的需求觉醒，要打破以往的框架。

这些年轻人大部分在大学毕业的同时就被社会吸收。当时在日本，一个人只要在大企业就业，毫无疑问，一辈子也不会被解雇，获得比较高的收入。因此，那时的名牌大学毕业生在大企业就业后，就忙于加班、被派驻其他地方、养育子女。别说“实现自我”了，等意识到的时候，已经到了领退休金的年龄了。这种情况无论在美国，还是在欧洲也都是一样的。而到了他们的子女这一代，产业流向了中国，年轻人很难找到工作，现在别说“实现自我”、“找到自我”了，他们只能全力以赴“找工作”了。

今天，在中国也有要求民主的呼声。一提到“民主主义”，听起来像是很了不起的事。但是，细究其本质，无论是在日本，还是美国，或是欧洲，不外乎就是人们想“让自己生活得更好，让别人更多地倾听自己的要求罢了（过上了更好的生活后，也许就没有什么要求了）”。

但是，“更好的生活”并不是引进了欧美各国极力向中国推荐的选举或多党制就可以立即实现的。即便在欧美国家，也不是因为建立了民主制度才发展了经济。在英国，首先是依靠产业革命和出口（其市场大部分是殖民地），积累了财富（或者说是通过出口吸收了外国的财富），国内产生了广大的中产阶级后，作为一种统治工具，才建立了现在的各种民主制度，而不是相反（不过，英国自古以来就确立了私人所有权，而且政府不介入产业活动。我认为，这为搞活经济、发展经济，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经济、社会政策比政治制度更为有效。而且，这种政策一言以蔽之，就是要“进一步扩大经济规模（增长政策）”和“进一步公平分配财富（分配政策）”。如果具备了这两项条件，国民就会满意，就会形成中国成语所说的“鼓腹击壤”的状态，至于政体等就无所谓了。

另一方面，如果经济、社会政策不好，政治制度的作用就大了。因为如果能够通过选举更换执政党，就能够大幅度改变财富的分配方式（也可以说是因为“主张改变分配方式才获得了国民的支持”）。例如：在日本，自由民主党政权减少了社会保障，对此，现在的民主党政权则是即便增加财政赤字也要扩大社会保障。虽然财政赤字增大就会造成通货膨胀，这样一来看起来似乎增加了的社会保障其实质价值也会缩水。

也就是说，在日本以及欧美，民主就像是防止国民爆发不满的一种“排气装置”，是政策变更时为取得国民同意的一种程序。可以认为是一种保持社会稳定的装置。当然，为了获得选票，取悦国民而抛洒预算资金的那种大众主义的做法，也常常会使经济状况极大地恶化。

另外，在国内财富至今仍旧掌握在政府手中的原社会主义各国，很难建立多党制民主制度。政党活动是需要经费的，因此，在没有企业或工会等大型赞助单位的社会里（即使有企业，大部分也是国营企业，不会出资赞助在野党），即便成立了在野党，也不会发展壮大。我在俄罗斯亲眼看到了这种实例，中亚各国的情况就更为严重了。在中亚地区，创建在野党的人，往往看起来更像是梦想获得议席以更多地获得自己的利权，胜过考虑整个国家和全体国民的利益。这些在野党中，有的是从欧美国家的非营利组织获得资金，学到搞政治活动的经验，开展“民主运动”的，但是，即使他们可以成功于一时，最终还是以混乱告终。

呼唤“民主化”是人们很自然的需求。但是，我认为，搞民主化，不仅要考虑到自己，还要考虑到整个社会来提出政策建议，这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的任务。西欧人或美国人的行为方式、思考方式的基本原理中，有17世纪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所说的“自由”。但是，那并不意味着自由放任。

洛克说：“对于人来说，自由是重要的，无论是对于自己，还是对于他人。”如果也尊重他人的自由的话，就要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自己的自由。另外，18世纪的哲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指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尽可能多的人尽可能获得幸福）”是重要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防止过分自由、重视公平性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原理。

我看，大多数人都具有这样的需求，即：希望过上美好的生活，受到尊重，不愿意被任何人束缚，不愿意被人命令。能够最大限度而且公平地满足这种需求的社会，就是美好的社会。无论是西方社会还是依据儒教价值观建立的社会，都是一样的。
这样的社会，应该早已经实现了民主。但是，并不是仅仅因为采取了民主制度，美好社会就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