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中之间不只是反日和讨厌中国的关系
－“更新更大的日本”在邻居出现所具有的意义
　　　　　　　　　　　　　　　　　　　　　　　　　　　　　　　　时势评论　　　　　　　（２００５，３）
河东哲夫

“亚洲式的”精神复活
　 成田机场前往上海的航班的登机口。如果是去白人的国家，日本人还会更规矩一点儿，但因为是去亚洲，便不免露出本性来。虽然广播里在说“请公务舱的乘客先登机”，然而经济舱的乘客，不管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都一起拥向登机口。机舱内也如亚洲的露天自由市场一样的嘈杂和喧闹。女士们的高声充斥机舱内，座位在这儿，不，是在那儿，谁谁怎么了。简直毫无秩序。但是这种无秩序与九十年代的俄罗斯又不同，俄罗斯是被权利和金钱统治的男性式的无秩序，而这里是女性占上风的无秩序。大家只想满足现实世界的生活欲望，根本不去考虑改变周围的框架。中国的崛起正在将我们从明治以来一百五十多年想要脱亚入欧的努力拉回到所谓“亚洲式”的权威主义和现世的世界中来。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的气魄极为宏大。看上去大约有三十米高的一排铁柱从地面斜插入空，给观者以沉重的压迫感。这样的铁柱在夜空中似乎向远方连绵不断地延伸。柱子之间镶着玻璃。下飞机的人被迫从似乎没有尽头的这些镶玻璃的铁柱旁边走过，怎么走也不到终点。真受刺激，不愿再这样走下去只好上了车，却不想导游又指着高速公路旁的高架桥若无其事地说∶“那是磁悬浮列车，时速五百公里，到市内只需十五分钟。
　 在中国，土地都是国有的，所以开发起来比较容易。那些从市政府获得大约一百年的土地使用权的人，嫌建单户的住宅不合适，愿意建高层办公楼或高层公寓。因此，与东京那些没有像样的道路和院子的、狭小的单户住宅比邻的杂乱无章相比，中国的城市的高层化更突出。如果高楼大厦是发展的象征的话，北京、上海应该比东京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人似乎也把这看做是发展和进步，正像从前的日本人一样，总想给外国人看新东西。他们总是边若无其事地介绍“那是购物中心，那是某某公司总部”，同时偷窥一下对方的反应。他们是希望你能表示出吃惊的样子。然而，这些高层建筑中，有些是某些中国人利用关系从银行获得低息贷款进行恶性炒作的对象。虽然中国的GNP主要依靠强有力的制造业支撑，然而也不乏这样的泡沫成分。
　 在上海和平饭店的老酒吧里，老爵士乐队用爵士音调演奏着“落叶”，宛如旧时的租界时代。一个中国人对我说，在法租界里警察曾卖毒品。钢琴、小号、萨克斯踩着马戏团式的鼓点，演绎着魔都上海的颓废。黄浦江横卧在夜幕中的上海，饭店正对着江面。对岸，亚洲最高的电视塔半腰里，像镶嵌着无数繁星的餐厅不停地缓缓地旋转。巨大的AURORA红色霓虹灯广告，以及理光、爱普生、富士胶卷、NET等各种有独创新意的霓虹灯在夜空中闪烁。联想集团，这个因为收购IBM电脑而名噪一时的中国企业的广告也夹杂其中。正是这个浦东，九年前我来中国时，只是在空旷的土地上稀稀落落地竖立着几个毫无人气的高层建筑和工厂。
　 换一个方向，进入眼帘的是南京东路的喧嚣和霓虹灯的洪水。这种热烈的气氛不由令人心飘飘然，想冲向夜晚的街道。交通警察吹的刺耳哨声，报时的钟声混杂一片。在喧嚣声中大步走过来一个女孩，啃着像冰激凌一样的烤玉米。那种气氛很像东京池袋附近。偶然一抬眼，看到用日语写的“拉面”的牌子，一旁还可见长崎杂烩店“与作”。再往前看，“成人用品”的店牌堂而皇之地俯瞰着人行道，顺着它走五百米，可以看到那个有名的UNIKLO店。UNIKLO的货物就是这附近生产的，店的规模也比日本大。
　 全国人民同奔中产阶级，向消费社会迈进的时代开始了。年轻人或成双成对、或成群地走着，全家一起逛街的也有。所有的脸都充满喜悦，所有的人都带着一种幸福满溢的神情徜徉在霓虹灯的洪水里。上海的人均年收入已超过五千美元，政府当局正在考虑如何提升产业结构、治理环境以及发展服务产业。

“一个更新更大的日本”隔海出现
　 我第一次来中国是在一九七七年，毛泽东刚刚过世，四人帮被抓起来不久。那次我一起访问了东南亚、中国、蒙古、苏联。中国在工厂和住宅区的集聚规模上仅次于苏联，那时我已经充分领教了这个国家的庞大规模。但是那时涌向我的照相机镜头的是身穿军便服的青年，肮脏不堪的公共厕所，毫无秩序可言的自行车、马车、拖拉机、苏联产的伏尔加、吉普及卡车充斥街头，我们的车鸣着刺耳的警笛呼啸穿过这样的街道奔向长城。和西方简直如别样世界的落后，加上苏联的命令体质、权威主义以及平等主义，整个社会构成一种奇妙的混合物。
　 今天，我乘坐的特快列车奔行在苏州的郊外。时速达一百五十公里也丝毫没有感觉到摇晃。车内是跟日本一样的四人相向的座位，窗边突出一张小桌子。列车被中国国内的旅游者，而且大部分是精力旺盛的中年女性占据，没有比这里更热闹的地方了。她们有的靠在朋友身边聊天，有的很得意地在讲自己的新手机的用法，有的将脚搭到对面座位上吃桔子，活脱一个女性的世界。偶然有几个男人，也都是穿着很朴素的衣服，像被喧闹的女人们的气势压倒了一般默不作声。窗边坐着一个年轻小伙子嫌太吵，将两个胳臂肘拄到小桌上，堵着耳朵一心不乱地学英语。目睹这样的情景我的导游说∶“毛泽东把女性都惯坏了”。接着又丢下一句∶“我那女儿动不动就说我，爸爸你太老古董了。您说的话都过时了”。“我是管不了了，爱怎样就怎样吧”。他的女儿据说直接用日文看卡通片的DVD，最爱吃的是生鱼片。
　 江苏省这一带是中国最富裕的地区，铁路沿线几乎不见农村，光工厂和市区就绵延长达三百公里。简直像日本的东海道。列车靠近杭州时，车内的广播传出夏威夷吉他的乐曲，而手机的铃声也是莫扎特的G大调第13号弦乐小夜曲或土耳其进行曲，当年那些老让我与茉莉花茶的味道一起想起来的中国古典的悠扬乐曲已听不到。
　 这一带曾是以优雅和高尚著称的南宋文化的中心，而如今南宋的气息已经丝毫不见踪迹。南宋的士大夫文化已经流失到镰仓时代的日本，被称作“娴静”、“古雅”，至今仍被全世界作为一种文化而珍视。离开像东京郊外的大型车站一样的杭州站，乘上出租车，穿过水泥和钢铁的世界、高层建筑林立的街道进入崭新的四个车道的隧道。我的导游漫不经心地介绍“这个顶上就是西湖”。白居易、苏东坡诗词中吟诵的西湖已经面目全非。
　 杭州山中名刹灵隐寺。据说古代从印度来的一个高僧，在这里雕铸过佛像。这里的佛像似印度教的神一样世俗。导游指给我看“那是弥勒佛”，我一看，一个怎么看也像布袋和尚一样的胖和尚挺着肚子笑眯眯地坐在那里。我以为弥勒佛就像京都广隆寺的国宝一样，是那个骨瘦如柴、具有拯救众生的崇高精神的神，在这里却化成福神布袋出现了。难道对于中国人来说灵魂的拯救也是现世的?
他们念经不用梵文，而用中文，其声调不像日本的和尚念经时那么阴郁。在进行修行的殿堂之外，两三个小和尚拉着像空姐使用的那种时髦的拉杆箱回到僧房。是不是去培训旅行归来? 进到公共厕所一看，跟三十年前相比其清洁程度简直有天壤之别，但是我正纳闷一个中年人为什么在我眼前就开始褪裤子，原来大便池别说门了，连两边的挡头儿也没有。
　 中国啊，你究竟是个什么国家? 简直就像一个由各种各样的人组成的充满着创造精神和欲望的杂乱无章的社会。最先创造出禅的精神的难道不是中国人吗?咸菜的臭味、吵闹的中文、厕所的臭气、手机的铃声、水泥建筑的洪水，我们不得不连同这些肮脏和杂乱一起接受中国－－－这个不顾传统、永远活在现世的国度。
　 然而，对中国的崛起起了推波助澜作用的正是日本和美国的资本和技术。中国城市现在一个劲儿地朝现代化城市发展。没有了传统的那种肮脏和杂乱让人想起曼哈顿，而水泥和钢铁组成的无生趣和冷酷一如日本的城市。在日本的隔壁已然崛起了一个更大、更新的日本。一个将传统暂时搁置一边，大家都沉浸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乐趣中，追求全民同奔中产阶级的社会。曾经看腻了高速经济增长时期的日本人的物质主义的欧美人，现在又不得不长期和中国人的现世主义打交道了吧。

“反日”和“讨厌中国”的各种表现
　 我在一九七七年第一次访问中国时，那时的中国人在日本人面前都比较谦虚。中国人很直率地对我们说“中国落后了，请你们多帮助”。而日本呢，正像Ezra Vogel在本杂志上一期所讲的，大来佐武郎那样有能力的知识界人士给中国的经济发展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然而，今天的日中媒体却像在进行反日和讨厌中国的大合唱。我十分担心，怀疑情况真的坏到这种地步了吗？会不会有一天围绕钓鱼岛或台湾问题会发起战争? 所以我这次在北京和上海旅行期间和大约二十人交换了意见，当然我发现中国的国民并没有不分昼夜地在骂着日本过日子。
　 确实，上网一看，有些人用污秽的语言漫骂日本，车站的书摊上也摆着类似中日、中美如打起来怎么办这样蛊惑人心的杂志。然而我接触的中国人对我讲，目前中国的主要任务是经济建设，别说钓鱼岛了，台湾你只要给我安静点儿就行，只要美国控制住台湾别闹独立就行了。
　 关于“反日主义”，他们是这样解释的。近年中国的大学生的人数从一百五十万增加到三百五十万人，当然不是所有的毕业生都能如愿找到好工作，因而出现了大批受过教育的有不满情绪的人群。那些自己创办风险企业的年轻人的养老金、医疗费等只能依靠商业保险，他们对未来抱有不安。这些人将自己的意见在网上发布。其中很大部分是对政府的批判，在对日政策方面批评政府的软弱。也就是，中国也有了“舆论”，而政府也无法完全控制它。
　 然而，并不是“反日主义”已经渗透到中国人的生活中了。在街上行走的日本人也没有挨揍。虽然教科书上有战争的内容，学生也没有把现在的日本人看作过去的日本兵。日资企业众多的上海就别提了，连那些地方当局者也因为经济上不去就不能提升，所以对于在自己的脚下蔓延反日主义而对日本的投资造成影响也不支持。而且，相信明天的日子比今天更美好的这样的一个社会里，人们没有时间整天去考虑过去的事情。一位中国人对我讲，为什么日本的舆论都宣传中国人反日？那是因为日本的报纸喜欢追随潮流，编辑部主任发命令，“别的报纸都这么写，为什么我们不写?”，因而造成“反日”的报导泛滥。
　 在杭州西湖畔有一座南宋英雄岳飞的庙。这位将军当时三十多岁，他主张坚决抵抗向南发起进攻的金军(女真人)，受皇帝亲信的谗言而被处死。时过八百五十年的今天，当年进谗言的重臣和他的老婆(之像)仍被反绑双手，跪在岳飞墓正对面的墙边向岳飞低头认罪。这件事曾经在日本被当成证据大肆宣传，来证明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民族的敌人，所以对日本人也这样仇恨。而事实上，就在不久之前，来参观的中国人还习惯往这对大臣夫妻的像上吐吐沫。这副像应该保留了中国几代人的DNA。如今这里贴着文明参观的标语，像日本一样举着旗子的女导游率领的旅游团的旅游者已经不再往像上吐吐沫。团里的一位中年妇女站在那个大臣的旁边学着他的样子摆姿势，自己却笑得前仰后合。
　 我想起了六十年代末的日本。那个时代正是第二次安保斗争之前，虽然谈不上反美，但是那时认为美帝国主义应该是被憎恨的对象。提到中国，人们会立刻谈论随时会有暴乱的可能性以及分裂的可能性。但是如今走在中国的大街上，你丝毫闻不到这种气息。六十年代末，一些激进派学生占领新宿站时，国际上可曾认为日本有分裂的可能？说起中国，人们动不动就说农村的贫困和贫富差距，而日本克服了这种双重结构、从农村出来打工的人不见了，实现全民性中产阶级社会也不过是才二、三十年前的事。
　 自从鸦片战争，中国受尽欺辱，日清战争和义和团事件时被迫赔偿了相当于国家十年财政预算的赔偿金。一直在屈辱和贫困中挣扎的中国国民如今充满了希望，我们难道不应该坦诚地向他们表示祝贺吗？我们动不动就夸大事实评价中国，跟自己过不去，其实我们不应该忘记对于中国人来说，日本的存在还是非常重要的。日中之间不该互相仇视漫骂，应该冷静地探求共存之路。而且我们之间还有这种可能性。
　 日本人动辄认为，中国是只有一人说话算数的专制主义国家，在他的深谋远虑下，中国用尽各种手段欲使日本屈服于其膝下。而没有将中国国内的派别斗争和舆论的作用考虑在内。而中国人认为，日本也是由某个政治家决定舆论的方向，玩弄议会和媒体于他的掌中。一方面有这样的“旧的日中关系”，另一方面市民层面的交流以远远超过我们想像的规模和全新的感觉在前进。每天有一万日本人飞往中国，同时有十万中国人在学日语。一九七八年以来，留学日本的归国人员已接近两万，归国人员中在日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数占在全世界获得博士学位人数的一半以上。沿海城市的中国人赴日旅游、购物已经是很普通的事，因为日本的西服等价格适中、货品比中国丰富。在重庆，有报导说打着“日本温泉”旗号的浴室很有人气。另一方面，在日本，有广播节目每周介绍这样的日中往来，其口气犹如在道着家长里短一样，充满浓郁的生活气味。
　 我在十五年前去过韩国。那时候的韩国反日情绪很强烈，韩国外交部负责日本事务的人也有心改善两国关系，但是那时候的状况不允许他们这样讲。如果看当时韩国的情况，再过几年在日本社会不是刮“韩风”而是盛行“汉风”也不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思维框架的变化ーーー在美国和中国的夹缝间
　 傍晚的天安门广场灯火闪烁。曾为日本统治满洲时建的南满铁路终点的老北京站就在这里。灰色的建筑物如今已挂上“老车站商城”的牌子，下面是7•11便利店、网吧以及购物中心。建筑物的背后已经没有了铁轨。
　 中国事实上战后一直存在于日本的近邻，然而我们大多数人跟她无缘，中国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洞。以前对于日本人来说中国就如同没有存在一样，一位中国年轻经济学家这样对我说，是不是有一种，有一天打开门，赫然发现一个巨人站在门外的感觉?
　 黑船来日已经一百五十多年。有一天猛然发觉日本周围的形势在某种意义上有一种回到了起点的感觉。以往我们非常珍视的自由、个人主义等价值观，近年来被美国人一直挂在嘴边，我感觉他们越喊的凶越暴露出它们的虚伪和相对性。孕育了这些价值观的欧洲最近也显露出社会的弊病。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知识分子一直努力想得到的价值观已经失去了它的绝对性。世上没有绝对的自由。有的只是以色列国民的自由，或巴勒斯坦人的自由、日本人的自由这样一些具体的东西。我们那样努力去争取相互理解、相互交流而铸就的日美关系，最近有很多人都抱有怀疑，总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头、干着没劲，不知道为什么去做。
　 就这样，像马尾藻海一样可怕的风平浪静中，中国开始兴盛起来。日中之间虽然不断出现反日和讨厌中国的叫嚣，然而我们这么多年一直努力将自己同化于白人的文化，也渐渐显露了一些不良后果，这些不良后果积存已久，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像雪崩一样迸发，从而掀起亲华的狂涛巨浪。
　 佩利提督当年带来的美国总统费鲁莫交给“日本天皇陛下”亲展的信中写到，为方便和中国做生意的美国船只、在太平洋上作业的美国捕鲸船，希望日本能够打开港口，以便在日本补充煤、粮食和水。从此以来，直到日本在二战中战败，中国这个因素一直决定着日美关系，如今这种构造又重新复活了。日本又身陷在美国和中国这两大拥有做同盟体制“盟主”DNA的国家中间的夹缝里生存。即使日本装备了核武器，也难以抵消日本在地理位置上和人口上的劣势。尽管如此，如果想像风标鸡一样在美中两个大国之间见风使舵地周旋，此刻与美国联手，彼时又与中国结盟，像日本这样的非独裁国家也不可能进行如此灵活的外交。
　 所谓同盟体制，从古至今，不论是民主的还是专制的，都逃脱不掉被盟主按照自己的意愿控制的命运。古代雅典的提罗斯同盟也好，中国的册封体制也好。如果有人问，美国和中国相比，在谁的庇护下更安全，也会更少面临蒙受耻辱的事态呢？我会选择美国。因为无论美国所叫嚷的自由是如何的不堪一击，没有美国，日本很难维持目前的自由。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要敌视中国。我们不能重犯冷战时期的错误。并且如今的美国也不支持日本与中国敌对。不但如此，日本应该随时注意美国和中国在暗中达成一致后将结果强加给日本。
　 国民国家之间的关系有时会将优劣的差异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使一方蒙受耻辱。作为能够逃脱耻辱的万能药，最近建立东亚共同体一事被广泛宣传。我认为，先避开经济方面的问题不谈，在安全保障方面只要加强众议性，日美中等大国可以互相牵制，使他们不能干坏事。然而，现今北朝鲜及台湾问题还未解决，再打算建立东亚安全保障共同体，也不过是唱唱独脚戏而已。如果是这样，那么目前日本面临的课题是，在抑制美国的独断专行的同时保持日美安保合作，同时，积极地开展与美中韩等国在安全保障方面的对话。
如今，战后六十年一直持续的国际框架正面临着巨大变化，我们应该认清，自己要维护的什么？为维护它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国际框架？这个框架能否实现？如果这个框架不能实现又该怎么办？我认为，战后我们得到的自由，以及日本的年轻一代终于逐渐养成的尊重个人的思维观念应该得到更高的评价，也应该作为整个社会的价值观的基础得到遵守。我坚决反对在缺乏应有的信条下只是一味地附和追随。（完）